七七高考

1977年10月21号国家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一好消息传到我下乡的村子里又晚了几日。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跟几个户友商量着该怎么复习。那时，我们对恢复高考心存疑虑，所以白天照旧下地干活，收工后的时间用来读书复习。东北的冬天巨冷，冬天农活不多，我们跟着日升日落作息。冬天一来村里的电就走了。漫长冰冷的夜晚，收工回来的我们只在吃晚饭的时候点个小煤油灯，晚饭后收拾洗漱完就赶紧灭灯上炕瞪着眼聊天。点煤油灯可不温馨浪漫，尤其部分油是我们从队里的机车上掏出来的机油。煤油灯其实就是一只碗里放少许煤油，再放根自己捻搓的绳，绳的粗细决定着光的亮暗。煤油释放着光，也释放着油烟。煤油灯点得时间稍微一长就让早上醒来的我们有了不满意的妆容：黢黑的眉毛，黢黑的眼圈儿，黢黑的鼻孔。如果谁脸上的皮肤汗毛孔粗的话，一觉醒来脸似乎也会比头天晚上的黑了一些。这还不说，时间一长，油烟还会把被褥熏得黢黑洗不净。因此我们想要夜里点着煤油复习高考门儿都没有。于是，我们几个准备高考的换班跟队长请假回家淘宝：有的找来几本理科书，有的找来几本文科书，有的找来一包蜡烛，有的找来些笔纸。就这样，入夜时围着一根蜡烛趴着几颗脑袋，各看各的书，各写各的字，有话说时都鸟悄儿地说，生怕扰到躺在炕上快乐神侃的姐妹们。

我儿时的梦是当医生，像我父母那样救死扶伤。所以，决定参加高考的头几天一收工我就猛劲儿复习数理化，尤其化学。其实，我下乡没多久就成了队里老乡口中那个毛丫头医生。我尤为喜欢针灸，上高三那年自己身上百十个穴位让我差不多扎了个遍，哪个穴位管哪些毛病我都能说得八九不离十，只有眼部穴位我没敢轻举妄动，怕把自己扎成乌眼青。自学成医的我下乡前除了在我爸妈面前侃穴位显摆以外，从未在除了自己以外的真人身上下过手。但当十七岁半的我成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枚知青便一下子修成了正果。村里谁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常见病就来找我，我便把父母给我备的药拿出来给他们享用。有时候队里的赤脚医生忙不过来给谁扎针换药，也会把针药留给老乡让我收工后去家里扎针换药。老乡身子不舒服，有时也会派家里人来户里喊小高我过去给瞧瞧，我便带着一包针灸针去给人瞧病扎针。那时我胆子肥大，觉得针灸针扎不死人，便时不时地在村民身上圆着自己当医生的梦，幻想着有一天能穿上白大褂正儿八经儿地给人看病，听人尊敬地喊我 “高医生”。77年冬天吉林省高考的日子我记不得了，好像不是十一月末就是十二月初。我只记得临近高考报志愿时，因受考生所在地区限制，容我选报的医学院都属三流医学院。我父母六十年代初毕业于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他们死活不准我报考三流医学院，理由是我不能走出校门用三流医术给人治病。没法子，我就赌气选报了自以为没有人懂的科目：英语。我从复习数理化扭头去复习了几天历史地理政治就进了考场。英语和语文我没复习，一是因为英语我只学过 “浪里千眉毛！” 和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复习英语觉得无从下手；二是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到了考场临阵发挥听天由命吧。后来进了吉林大学英语系我才知道英语哪里是一门无人知晓的学科啊？只是我自己不会罢了。我的同窗李昶在乡下时就教乡下孩子们英语了，而我刚上吉大读英文时二十六个字母都勉强按顺序念出来。

高考那个星期我请假回了家。高考那三天部队出了个敞篷大卡车，拉着一车赴考部队子弟直奔白城考场。我们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站在卡车上，四十分钟后车停在了考场外。下车时我们冻得手脚麻木，腮帮子生疼，嘴冻得瓢得说不出话来。记得高考的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高考的第二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前两天的科目我自觉发挥得还行，尤其是做语文试卷时有如鱼得水般的欣喜，因为我把上高中时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过的几段歌词巧妙地发挥到了作文上。报考英语加试一天。第三天上午的英语考场里不足十个人。上午笔试我轻松挥笔，因为试卷上的题我没看懂几道，胡猜瞎蒙照葫芦画瓢地做。下午英语口试就更容易了：考官放一张中文报纸在我面前，用指头随便点出一段让我念，看我有无口吃病，说话大舌头不，几分钟后我便一身轻松地走出了考场。

高考完后的第二天我立马返回村里，埋头干活努力刷洗自己参加高考心不在村儿的罪证。数月过去了，整个大队没听说谁被哪所大学录取，我的心也早已回到村里那片熟悉的土地上，过着日出上工，日落收工，晚饭后收拾洗漱完就躺在炕上瞪眼聊天儿的日子。可谓，心儿静，一夜无梦。

一天，我在地里闷头倒动粪土，忽听见有人站在地头边喊我的名字，说大队部有我的一封信。我纳着闷一路小跑到了队部，路上不停地猜有谁会给我写信呢？到了队部见大队书记坐在一张旧书桌后面，见我进来他边递给我一个牛皮信封边说：队里知青就你姓高，叫你来认认这是不是你的。接过皱巴巴的信见封面上的字大部分被水糟蹋得模糊不清，唯独“高”清晰挺立着。打开一看，天老妈呀！这是吉林大学录取我的通知书啊！再仔细瞅瞅入学日子，离报道仅有五天...原来，这份录取通知书早就寄了出来。录取通知先是坐上了从长春开出的火车到了侯家公社总部，再从侯家坐上了瘦驴拉的小破车嘎吱嘎吱地在零下四十度的冰雪天地走走停停挨队送邮件，一个多月后才到达了我所在的光明公社大队部，这才捧在了我的手里。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队里进城的马车，折腾到傍晚走进了家门。一进门，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正在吃晚饭。我没说什么就把皱巴巴脏兮兮的牛皮信封递给了爸妈。他俩打开一看就流泪了...我站在一边一时说不出来啥。每每想到我的吉林大学录取通知书很有可能不为我知被遗失在东北那条冰天雪地的小路上时，我都会头皮发紧有窒息感。要是那封系着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真的丢了呢？时隔四十年，我仍然不敢往下想。第二天我爸妈跟部队要了一辆吉普车带着我去集体户拉行李。那天本该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可却是我深感自己罪恶不轻的一天。

吉普车缓缓开进了光明公社二小队的知青集体户院。车还没停住户友们就出来迎我，有二十几个人。他们知道我要回来拿东西就都请了假等着我来。进门一看，我的那点儿东西早被她们收拾捆绑好放在进门处的炕头上。地当间儿的一张破旧桌柜上摆放着三只碗，碗上又扣着碗。大家没怎么说话，户长拉我到桌前，拿开那扣着的碗，碗下的是一碗猪肉炒土豆片，一碗猪肉炖酸菜，一碗金黄小米饭。我一看这饭菜眼泪就哗哗淌得饭也没法儿吃了，话也堵在了嗓子眼儿说不出来了。我们集体户一年仅在过年时杀一头自家养的猪，那点点肉我们要一丝丝地吃上一年。那天，摆在我面前的两只碗里，竟然有几块像样的肉，几小块挺立着的肉。还有那碗小米饭，要知道，小米饭当时可是富人家能吃得到的，穷人家的小米得留着过年吃。

那天，我们有很多话想要说，可又都说不出来，也就什么都没说。集体户的土坯房一进门左边一口大铁锅右边一口大铁锅，是贴玉米面饼子蒸高粱米饭煮清水白菜土豆放点儿大酱就是菜的炊具。伙房隔开了户男户女：右边住着男生，左边住着女生。男生女生虽然对门住着，但平时却不走动。那天，女生的屋里挤满了为我送行的兄弟姐妹，炕上坐的地上站的，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温暖而沉重着。有几个男生猛劲儿地抽着旱烟，大伙都轻轻地喘气，轻轻地进出，轻轻地回避着彼此的眼光。那年，我是我们小队唯一考上大学的知青，也是全大队的四个小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知青。一天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还像是一湾池塘水般宁静，日出上工日落收工的节奏如同我写的教学歌谣。一天后，户里的平静日子全让我给搅和完了。当时我觉得我考上大学很对不住那帮和我朝夕相处了近三年的户友们。

记得上了大学后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记一件难忘的事》，写的就是我参加高考的经历和感受。正是因为写自己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吧，我写的时候那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的一幅幅画面不停地闪在眼前让我収不住笔。那篇作文我得了个A-。

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天，四十年前此时此刻进行的那场高考，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也是国家向知识向文明回归的起步，是祖国复兴的拐点。

这篇内容虽然不跟中文教学有直接关系，但七七高考却是让我成为一名真正知识青年的起点。一路走来，春暖花开。每每想起一九七七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高考，我心里永远都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